□吴承学

　　《中山大学中国谈话文学系百年论文选(文学卷)》编成。借靠山吃山之便，我有幸先睹为快。

　　百年以来，中山大学华文系同世界粹界沿途，为领受与解析中国文学传统、创建与发展当代真义真义上中国文学学科尽力前行，效果漫山遍野。限于篇幅，本书只可萃取部分论文，以少总多。按丛书总序说，学术论文选“只是带有回想性质，并非截然以此行为此间百年学术商榷之标杆”。我深觉得然。这本书便是向百年以来为中山大学中国文学学科作出孝敬的总共憨厚请安。

　　这本论文选的回想是有温度的。我在中大华文顾忌书、职责近五十年，从1977年考入中大，就有幸见过书中大批作家，并获得好多前辈憨厚亲炙。读这本书，重温其文，如见其东谈主，激发了好多温馨回忆和感德之情。当年咱们走上学术商榷之路，便是受到前辈学东谈主的影响和引颈，他们培养了咱们对学术的兴趣，为咱们打放学术商榷基础。本书还有一些较为年青的作家，是“文革”后到中大学习、职责的憨厚，齐是我的共事，读他们的文章就像和一又友品茗夜话，倾听高论。

　　这本论文选按学科分类，以作家年岁为序，固然是回想性质，但也为各学科的发展留住了一些印章。一百年来，有些学科传承有序，长盛不衰。有些学科从弱到强，自后居上。有些学科则也曾色泽尔后继乏力。这本书固然不是华文系的学术史，但从一个角度展示百年华文学术的风浪际会，升千里荣枯，对了解华文系学科史、盘算将来的学科发展有一定的启示真义真义。

　　收录前辈学术经典，是这本论文选的亮点之一。真实的学术经典具有永远人命力，必须经得起时光的淘洗，经得起不同庚代读者的反复阅读和月旦，并握住获得新的阐释。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伟业，长久之盛事。”他所说的“文章”所以儒家史籍为中心的，其含义也很庸碌，和当今“文章”一词含义有很大互异。文学学术天然谈不上是“经国之伟业”，但经典学术仍号称“长久之盛事”。曹丕说，文章不错“不假良史之辞，不托疾驰之势，而申明自传于后”。我一直服膺这句话，读了这本书，则进一步执意到真实的学术经典也有如斯人命力。很久过去我曾拜念书中一些文章，当今重读一遍，不但品味无尽，还读出新的意味。

　　学术经典的酿成，有赖于诸多身分，但齐离不开求真实科学精神与脱俗的学术意境。一流的学者与效果更是能“预流”学术，引颈学术。我觉得，中山大学的风尚学、词学、戏曲学、诗文月旦等范畴的学术商榷，对当代文学学术的发展齐有伏击影响。天然，东谈主们对学术执意亦然与时俱进的。以今天的目光看，本书一些文章的不雅点与文件只怕正确，其水平也只怕齐处于学术的前沿。要是咱们把每篇文章齐放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体察学术之得失，这么的阅读会更有况味和真义真义。

　　孟子说过，“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东谈主，可乎?所以论其世也”。每一篇文章齐有作家，每一位作家齐有故事，每一个故事齐有布景。我读董每戡先生《说戏文》一文时，不禁想起他的旧事。董先生是我国闻明的戏曲史家、戏曲家，他早年就著有《中国戏剧简史》《欧好意思戏剧简史》《欧好意思诗歌简史》《戏剧的观赏和创作》《说剧》《三国小说试论》《琵琶记简论》等书。1957年他被造作解决，举家迁往长沙，穷病侘傺中仍著述不辍。最使他灾祸的是右手畏俱，无法持笔写字，每次书写时，齐要用左手用劲按住右手来推写，他的《中国戏剧发展史》《明清传说选论》《李笠翁曲话选释》《三国小说试论》(增修本)、《说剧》(增补本)以及《五大名剧论》等学术著述，便是这么“推写”出来的。可惜《明清传说选论》《三国小说试论》《笠翁曲话论释》诸种著述，在动乱本领被抄家时佚失。为了保护书稿不致遭劫，董先生把一些伏击的书稿藏在烧毁了的炉灶深处，这些稿子得以幸存，却被老鼠咬成碎屑。1979年5月中山大学落实计谋，派东谈主将董先生接回学校，他给一又友严怪愚信中说，“争取再活十至十五年，把失稿重写起来，便心懒散足”。董先生回校后昼夜职责，发愿要把被构陷了的书稿补写总结。可惜天不遂东谈主愿，1980年1月，他便一瞑不视。当我读到本书所收《说戏文》一文之后所记:“1979岁首夏，整补于中山大学。”意想这些翰墨是董先生在人命的临了阶段，用畏俱的双手一字一字“推写”出来，不禁痛心入骨。董先生的故事是曾扬华憨厚讲的。1979年学校派他和苏寰中憨厚从长沙接回中山大学，董先生就住在他家对面，每天齐攥紧写稿。曾扬华、苏寰中两位先生亦然我读本科时的憨厚，本书收入了他们的论文，但两位憨厚齐已仙逝，令东谈主牵挂。

　　本书的作家，最早的生于清朝同治年间，即18世纪70年代。最晚的生于19世纪70年代，相隔了一百年。这百年恰是中国历史上天崩地裂的期间，中国粹术商榷也发生了极大变化。从古典样式到当代样式，再到严格的学术门径样式，这些齐是有据可查的。仅以本书所收论文略举一例。一样说词，陈洵先生《海绡说词》的词学想想和述学体裁也曾古典样式的，詹安泰先生40年代发表的《中国文学上的倚声问题》已自发地追求表面性和体系化，他因此被称为“中国词学文化学的奠基东谈主”，张海鸥讲明《论词的叙事性》则响应了21世纪以来巩固学术门径的特色。刘勰《文心雕龙》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学术风尚也概莫能外，从这个角度看，本书也可略见百年学术风尚之演变。

　　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文人”与“文东谈主”是两个不同的词语，文东谈主身份通常是被看轻的。南朝颜之推说:“自古文东谈主，多陷浮薄。”宋代刘挚说:“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东谈主，无足不雅矣。”这些月旦齐相配严厉，但其深意是对为文之士有所期待。清代大学者顾炎武说得很澈底，那便是“能文不为文东谈主”。有文才并不是赖事，若只是用于舞文弄墨，自我标榜，或夤缘壮胆，则“无足不雅矣”；若有才干，有识见，有节操，多情感者，方可为文人。学文学的，成文东谈主易，成文人难。我所垂青的华文系憨厚齐很怜爱学东谈主的东谈主品节操。1984年，我商榷生毕业留校职责，导师黄海章先生对我说，学术商榷也需要焕发的品性，决不从风而服。有些文东谈主，心爱不雅风察色，自觉得永随即代潮头，殊不知风头一行，不得不因风转舵。这么变来变去，便成为无行文东谈主。这种东谈主不会有真实的学术设立。我的另一位导师邱世友先生曾说过:“念华文的，就要像梅花一样简陋——起码也要像菊花。”这些话数十年来口耳相承，一直感动和激励着华文系师生。

　　中大建校百年间，华文系名师辈出，他们为文求真脱俗，为东谈主高风亮节，读其文章，想见其为东谈主，不禁有“端淑在兹”之感。我想，追求风骨情感与逍遥精神，应该是华文系优秀的学术传统与精神资产。　

　　吴承学，中山大学华文系资深讲明。本文为《中山大学中国谈话文学系百年论文选(文学卷)》序